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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后服务,如何管好——全国部分省份中小学课后服务观察(下)
发布时间:2021-03-03   被阅读517次

课后服务,如何管好

——全国部分省份中小学课后服务观察(下)

发布时间:2021-03-03作者:本报记者 禹跃昆 赖斯捷 蒋亦丰 程墨来源:中国教育新闻网-中国教育报

湖南长沙清水塘北辰小学学生总数3000多人,参与课后服务人数超过1000人。在浙江金华,2020年秋季学期从校外辅导机构“回流”学生占参与全市托管服务学生的34.8%。这些数字和成绩的背后,教育部门付出了什么?相比社会机构,学校的管理如何切入与展开?

需求差异如何满足?

课后服务是一项公益改革,家长的需求差异化较大。

2月27日—28日,中国教育报微信公众号特别推出了关于课后服务的网络调查,一共有3641人参与投票。其中,在回答“您的孩子对学校开展课后服务是否有需求”时,65%的网友选择“有”,30%选择“没有”,其余为不清楚。

在认为有需求的家长中,他们对于“三点半”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的。有家长希望学校提供“一对一”的课业辅导,有家长希望学校课后服务以发展学生兴趣特长为主……

面对丰富的个性化需求,学校普遍感觉压力较大。记者发现,除了难以满足家长的多元需求之外,学校还需要解决来自内部的一些管理难题。

比如,学校日常教学与课后服务的时间冲突问题。再比如,教师也是父母,也有接送孩子的现实需求。如果他们因此无法参与课后服务,也在情理之中。

更重要的是,不同课后服务项目,其师资、场地、器材、管理等都有不同要求。以长沙市清水塘北辰小学为例,该校2019年秋季参与课后服务的学生人数超过1000人。如果全部安排户外活动,对占地面积31亩、建有3栋教学楼的小学来说,生均活动面积显然不够用。

这种情况在一线城市更为明显。大中城市人均占用资源相对紧张,家长需求更加多样,矛盾可能更为突出。一所地处北京老城区的中学校长就诉苦:“我们的教室都已经‘入天入地’了,目前也只能保证正常课程使用。”

以上难题,上海有,南京、广州、宁波……也有。

管理难题如何破解?

硬骨头确实难啃。但面对家长和教师的呼声,教育部门和公办学校迎难而上、主动作为,坚决啃下这块硬骨头。

2017年3月教育部专门印发的《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》,就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把课后服务工作纳入中小学校考评体系,加强督导检查,创新工作机制和方法,积极探索形成各具特色的课后服务工作模式。

对于课后服务而言,管理上的细节尤为重要。

为了给课后服务腾挪出活动场地,清水塘北辰小学给出了精细安排、分级管理的策略。“我们专门规划了16块区域,兼顾常规体育课、课后服务和社团训练。”该校党支部书记梁寒介绍,“铁打的教室流水的兵”,由于所有教室都是滚动使用,课与课之间无缝对接。

在“腾转挪移”好户外课程的场地之外,还需“见缝插针”地安排好室内课程场地。同时,有序衔接错峰放学,每到下午三点半,学生便开始分四批次离校,一直要持续到下午六点。

“腾转挪移”“见缝插针”,这些词语背后都透露出各地公办学校在课后服务管理上用足了“绣花功夫”。

而在浙江金华,为了让学生“坐回”教室,主要在四个方面加强了管理:一是服务时间贴近实际。针对不同需求,鼓励各校托管时间不早于当地机关、企事业下班时间。二是项目实施规范有序。按照“家长申请、班级初审、学校核准、统筹安排”的步骤统一组织实施,并出台“七个严禁”规范托管服务运行。三是托管服务便捷高效。建设中小学(幼儿园)网上报名平台,变“家长跑”为“数据跑”。四是在校安全强化保障。

事实证明,有付出就会有回报。2020年秋季学期,金华市共302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托管费用,从校外辅导机构“回流”学生达11万余人,占参与托管服务学生的34.8%。

有目光聚焦宏观层面的。郑州要求各县(市、区)建立政府牵头、部门联动的课后服务工作机制,加强对学校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和管理,把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纳入中小学校考评体系。

而厦门则将目光投向了“互联网+管理”。2019年3月,厦门课后延时服务平台——“i厦门”正式上线,实现学生家长在线申请、自动统计、自动编班、离校告知等管理功能,大大提高了课后延时服务的信息化管理水平。

课后服务管理,一些地方以效率换来力度,以精细换来空间。

经验如何总结推广?

多地教育部门的努力是值得称赞的。但如何把在管理方面的努力,提炼总结为经验乃至政策?

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生导师程斯辉提出,改进课后服务制度,必须健全课后服务过程管理制度,严格实行课后服务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跟踪管理,形成课后服务从申请审核到过程监督、再到成效评估的完整管理规则。

回答怎么管的问题时,深圳市盐田区外国语学校校长谢学宁提出了两点,一是正本清源,厘清学校与培训机构的责权和边界;二是加强管理,提升课后服务质量。具体来看,要求学校抓大,机构抓细。

坦率地说,完善的绝不仅仅是课后服务过程管理,课后服务是一项系统性工程,涉及政府、学校、社会、家庭、学生、教师等多元主体,涉及政府教育管理权、学校办学自主权、教师休息权、家长监护权和劳动服务取酬权等,涉及相关利益主体的互动与博弈。

浙江省中小学生减负工作专家指导委员会成员、义乌市教育研修院教师金佩庆特别提醒,除了给予教师适当的补助,还要妥善解决好教师自己子女的接送、家里老人照顾等问题。

看得出来,各方的互动博弈是改革的关键,而这似乎还需要一个过程。

程斯辉认为,课后服务制度的健全与改进是全方位的,需要厘清政府、学校、社会、家庭的责任界限,明确各自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,发挥整体联动效应,保障课后服务的有序进行。

可以肯定,只要不断改进和健全课后服务制度并认真地加以贯彻落实,我国出现的“三点半难题”就会有效化解。

(本报记者史望颖、熊杰也为本文提供素材 调查数据支持:中国教育报刊社融媒体移动传播中心、中国教育报总编室)

作者:本报记者 禹跃昆 赖斯捷 蒋亦丰 程墨

《中国教育报》2021年03月03日第3版 版名:新闻·要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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